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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城:辉煌与悲怆
来源:张家界旅行社 | 作者:zjjlxs.com | 编辑:WWW.ZJJLXS.COM | 访问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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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【充城:辉煌与悲怆】
    一、 雪野中的古道荒城
  明代隆庆年间(1571),岳州府有个叫孙斯亿的学者编修《岳州府志》,曾亲临永定卫作实地考察。
  那是一个雪花飘飞的冬日,当他骑着马自卫城逆澧上行十五六里时,突然让他目瞪口呆:就在前方的那个叫大庸坪的水绿洲上,静卧着一座美丽、古老的城池!
  这座城池,建在澧水与大庸溪(又名“大庸口”)相汇的三角洲上。环绕三角洲的河岸,是一色的吊脚楼。吊脚楼之间的断裂处,是连贯街道的河码头,码头边泊着一只只落了帆的商船。城内有两条可并行四匹战马的大街。相交成“大十字”,然后若干街巷纵横交织,商铺、衙署、客栈、文庙、民居、青楼等比户连云,城中心的关庙巍峨耸立。(按:1934年,贺龙、任弼时等红军将领曾在这里召开批判夏曦左倾路线的“关庙会议。”虽说随着州、县、卫机关的撤迁和战火的洗劫,致使此处成了一座“古道荒城”,但昔日的繁华仍从残留的豪门大院和衙署、寺庙、学宫诸建筑物的精美雕刻、文化遗存散淡地表现出来。
  而让孙先生更为激动的是:这座城池与正前方一水之隔的天国崇山遥遥相对,而且,还正对着天门山那扇巨大的“天门”!
  一个困扰史界千百年的疑案终于在一刹那间得到破解!激情难抑的孙先生,当即吟了道《永定道中》诗,前半首是:
  楚塞谁将汉吏屯,(何故要在西楚边塞设立屯堡城池?)
  千年城廓倚天门。(这千年古城正好面对壮观的天门)
  云边箘   欢兜冢(欢兜墓就沉眠在对山的白云和美竹丛里)
  雪里杉松犵狫村。(土蛮村寨掩映在白雪覆盖的松杉林中)
  这座古城不正是他苦苦寻觅的西汉古充城么?诗人准确地记录了古城的方位:倚天门,近崇山。一条错复杂的历史脉络终于变得清晰起来。
  前661年(或稍迟一些),庸人在此建大庸国都城,是为“大庸”之名的源头。
  汉高祖五年(前202)罢黔中郡,分置武陵郡,并以大庸故城与崇山一水之隔而置充县。汉代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:充与崇,俱谓“高也”。《康熙字典》亦云:崇,又充也。引《仪礼。 乡饮洒》云:主人再拜崇酒,崇酒即充酒也。故充县即因崇山而得名,其县治又因县名而谓之充。其时,充县地域十分广阔,疆域达于今永定、沅陵、慈利、右门、永顺、桑植、龙山、鹤峰、来凤等地。
  三国吴景帝永安六年(263),因天门再次崩塌分武陵郡置天门郡,领零阳、溇中、充县,大庸古城既为郡治,又继为充县县治。晋太康四年(283),天门郡治迁石门山县,充县改名    澧县,治仍袭旧址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:“澧水出充县西历山,又东过其(充县)南。”又云:“充县(晋时)   省,   澧即其他,县(治)即充县之故治。”
  北周建德四年(575),    溇中、   澧二县,又将天门祀为“南岳”,因置北衡  ,同时因崇山再置义县(与“充”相区别),其   治、县治均在充城。
  隋文帝天皇十八年(598)改北衡   为崇   ,更零阳为慈利县,与崇义县同隶属于崇   。其  治、崇义县治亦设充城。
  从隋文帝大业二年(606)  崇  ,至唐高宗   德元年(664)   崇义, 其崇义县名及县治一直沿袭不变。
  明洪武二年(1369)降慈利  为县,又因“大庸”古名置大庸县,县治仍设充城,旋  ,改慈利县,县治设十三都之大庸溪(即古充城)。上述大庸、充县、  澧、崇义。崇  治所及慈利 十三都 之大庸溪、大庸口原来都 在同一地方——若非孙斯亿先生的亲历,这个公案还不知要扯到哪一年哪一代云!
  洪武三年(1370),羊山卫整体迁大庸,改名大庸卫,卫治即设大庸溪古城。翌年,重建大庸卫城于子午台山下(今市区),卫城下迁。
  洪武九年(1376),慈利县治自大庸溪古充城迁回慈利。随着古育城史上最后一个县级政治、军事。经济、文化中心的转移,辉煌了1578年的古充城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。
    二、 充城之战
  由于它的辉煌,才招来这么多的灾难。秦汉战乱之际,一支相姓土家人避居澧水上游的河坝平地,与世无争,得以聚养生息。并且,“渐有君长,名渠帅曰精夫”。出生于汉元始初年(约公元2~5年)充县车革(今桑植县廖家村)土家族人相单程,以其超人的武功和崇高的威望被推举为一方的渠帅。在他的领导下,经过自强不息地垦殖,这支部族逐渐强盛起来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载:“光武中兴,武陵蛮特盛。”
  时值东汉之初,刘秀打倒王莽后,为巩固风雨飘摇的皇权,推行“封侯”、“屯田”政策,一时皇亲国戚、文巨武将不惜凭借各自的军队争夺民田,兼并土地,引起民怨沸腾。
  建武二十三年(47)秋,已成为土蛮“渠帅”的相单程振臂一呼,打出了“抗征服、反军屯”的旗号,公开向朝廷宣战,“武陵诸蛮”群起呼应。八千义军兵分两路,一路息澧水而下抵达充城,一路自桑植抄小溪、桥头、教字垭、官坪进逼充城,形成合围之势。城内驻军凭借“固若金汤的”石头城墙展开殊死保卫战。被“土地”二字灼红了眼的义军个个都是不怕死的血性男儿,他们日夜攻打,拼命登城,在城头与官兵对杀;而那些来自江浙一带的官兵连年东征西讨,一个个都习惯了蛮兵的特点,故使战斗久持不下。城内汉土混杂,共同的利益让他们与官军形成合力,全城皆兵。相单程经观察,暗派一支弓弩手隐入城后麻空山,用石弹、弩箭、火球对守城官兵给予大面积杀伤,义军一举攻破北门,充城告破,史称“充县起义”。
  相单程功下充城,立即向澧水下游和沅水流域推进,攻城略地,势如破竹。当年12月,光武帝遣威武将军刘尚发南郡(湖北江陵)、长沙、武陵三郡一万余人溯沅水而上直入武溪征讨,相单程料刘尚“水疾船不得上”、“又不明路径”的败势,设伏全歼刘军,一时朝野震动。翌立7月,相单程再次发兵进攻临沅(今常德市),声势浩大,锐不可当。光武帝急派谒者李嵩和中山太守马成率兵万余解危,李、马二军一败涂地,马成部几乎全军覆没。相军连挫官军,土气大振,四方蛮兵纷纷前来助战。光武帝一筹莫展,满朝文武,竟无一人出来接旨请战。此时,62岁的伏波将军马援经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”以马革裹尸还葬”的冲天大志,成了刘秀的马前卒。受马援调遣的还有山都侯、捕虏将军、中郎将刘匡、耿舒、马武、孙永等十二郡募士及刑徒4万余人,杀奔而来。但在讨论战略路线时,马援与耿舒二方发生分岐,马援坚持从沅水直取沅陵,“充贼自破”;耿舒则坚持“当先击充”,直捣相军老巢充城,以动摇其后方。最后光武帝采纳马援意见,但因“水疾,船不得上”,马援被困于壶头山。时值瘟疫流行,马军死亡大半,马援本人亦染瘟而死,终于应了“马革裹尸”的誓愿。
  马援死前,叹其《武溪深行》诗:
  滔滔武溪一何深,
  鸟飞不渡,
  兽不敢临,
  嗟哉!武溪多毒淫!
  不过,相单程义军也未逃过瘟疫和饥饿的毁灭性打击,“援既死,军士疫死者大半,蛮亦饥困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)为保土家一脉人种,相单程只好采纳谒者宗均的建议,罢兵受降,蛮夷震怖,冬十月,共斩其大帅而降。(引文同上)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则记:马援病卒,谒者宗均听悉受降。为置吏司,群蛮遂平。是说相单程因降而受封,并未被杀。
  轰轰烈烈的充县起义虽因瘟疫以两败俱伤告终,但此后澧水群蛮的反叛暴动此起彼伏,方兴未艾。充城之战是沅、澧、溇流域少数民族土地之战的序曲。而论其规模、时间、意义、是中国古代史中仅次于陈胜、吴广大泽乡起义的又一大规模农民起义。
  据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载,梁代顺帝永和二年春。澧中蛮、溇中蛮因不满朝廷“猥增贡赋”愤然揭竿而起,“武陵蛮二万人围充城,八千人寇夷道”。充城再次被推毁于战火。
  中国先哲们的一些话是不可忘记的:“四海之内,六合之间,曰奚贵?曰贵土。”
   “得地则生,失地则死。”
   “饭”字拆解:无“食”则反”。
  纵览历史,凡为土地而战,为土地而流血捐躯者,无不颂之为真勇士,尊之为大英雄。
  寸土必争。往往为了一寸土地不惜以死抗争,因为每一寸土地都象征着国家的主权、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最高利益。
  丧失土地的农民最后的行动只是一个字:“反”古今中外,概莫能外。
  切记:土地,是国顺民安的根基。
  
   壶头山之战:千古公案怎了断
   关于马援征战壶头山,史家颇多争议。一说壶头在今沅陵境内,另一说壶头即天门山
  南北朝时,梁人刘昭在注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中写道:“马援军度处,有嵩梁山,山有石开处数十丈其上,名曰天门。”明代嘉靖《常德府志》也十分明白地记载说:“壶头山,县西二百里辰州界。”《汉书》云:以山与东海方壶相似,故名。马援军度处有嵩梁山,山有石开处数十丈其上,名曰天门,援战壶头不利即此也。上述记载证明了两件鲜为人知的史实:一是证明马援所征壶头山即嵩梁山;二是证明早在马援征壶头山之前即有了高达数十丈的“天门”,但当时并不叫天门山。而《永定县志·山川志》则明确指出:“天门山……旧称嵩梁山,又名壶头山。”《卫志》云:“壶头即天门。汉《马援传注》:引山在辰州沅陵县东。《武陵》曰:山头与东海方壶山相似,神仙多所游集,故名。”唐房玄龄《晋书·地理志》亦云:“充县嵩梁山裂。今天门山壶头峰,南踞沅陵,北瞰大庸,云泸溪县西四百余里,则当日伏波听歌武溪,非泸溪县之武溪。”《永定县志·山川志》载“武溪,出泸溪,经大庸城西。马伏波所歌武溪深者是也。”
  上述记述告知:壶头山与嵩梁山、天门山有因果关系;《晋书》中“南踞沅陵,北瞰大庸”,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。经实地查实,壶头山南部峡谷,古称“沅陵峪”,其进入大庸界之山垭古名“沅陵垭”,垭下有沅溪注沅陵之深溪,至今以此名呼之。从天门山南之大坪,至沅陵城刚好200里,与《常德府志》所言吻合。大庸解放前,四都坪、沅陵均系沅陵辖地,1953年才划归大庸。据民族史家龙炳文考证,此地先属充县,后属沅陵,再后划入永定县即今大庸县《湘西苗族》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:东汉时,常德(临沅)为武陵郡治。对于发生在所辖的充县,沅陵(辰州)境内的马援、相单程壶头山之战不会充耳不闻。后许多史家(包括本书作者)曾亲临沅陵之壶头山考察,发现山体小,地势平缓,其貌不扬,绝非是“神仙多所游集之地,更非军事争夺重地,与《后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所述大径庭。所谓“穿岸为室”是否就是那个硕大无朋的“天门”也未可知因此,本书认为马援之征壶头,究竟是在充县境内还是在沅陵,谁谁谁怎么说都不重要,主要是尊重客观事实,就好比孙斯亿破解充城之谜一样,纸上谈兵,你抄我转是不会得到真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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